近日，安徽蕪湖市一位副市長因騎自行車送女兒上學，受到輿論熱捧。但隨后網(wǎng)友驚訝發(fā)現(xiàn)，僅380余萬人口的蕪湖市竟配備了11名副市長，大大超出一般職數(shù)。（6月6日《南方都市報》）

　　這樣的“官滿為患”并非蕪湖獨有，類似事件近年來屢有曝光。如有網(wǎng)友在湖南石門的官網(wǎng)上找到了該縣在職的12個縣長和16個常委；又如山東沾化雖是省級貧困縣，縣長數(shù)量不如石門，但卻有15個縣長助理；還有遼寧省鐵嶺市曾配備9名副市長，20名政府副秘書長……

　　“官滿為患”并不是一個新問題，但卻是一個棘手的難題。今年“兩會”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、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曾言辭猛烈批評有些地方亂設機構，亂定級別，領導職數(shù)和公務員人數(shù)雙雙超標（“兩亂兩超”）。劉錫榮說，“一些地方政府秘書長有十幾個，每個秘書長都要給房子，配汽車，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。老百姓再勤勞，也養(yǎng)不起這么多官啊！”

　　怎么解決“官滿為患”，劉老開出的藥方是制定《編制法》。其實查編制立法建議案的源頭，還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末。二十多年過去了，這一立法建言并沒有獲得立法機關的認同。個中原因何在，民眾仍然不得而知。

　　其實不管是另立編制法，還是修改政府組織法，對官員的定編定額都有其必要。權力天然具有膨脹的品性，不予以約束和限制，民眾的利益和福祉就會受到損害甚至侵害。一方面，老百姓養(yǎng)不起那么多官員；另一方面，官員扎堆又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推諉扯皮，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。

　　正是基于權力是柄雙刃劍，世界上絕大多數(shù)國家才會選擇以法治來編織權力的邊界，讓手持權柄者戴上“鐐銬”跳舞。作為常識，法治的核心就在治權，依法治國的成敗就系于依法治官。當權力受治于法，自然就不會出現(xiàn)“官滿為患”；當法律成為官員治民的工具，不受約束的權力必會汪洋大肆。

　　政府組織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。1979年，全國人大制定并頒布了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》。1982年憲法公布以后，全國人大又于年底頒布了《國務院組織法》。這兩部法律雖然內(nèi)容簡單，過于原則性且操作性不足，但畢竟是政府組成的直接法律依據(jù)。按照《國務院組織法》第9條的規(guī)定，“國務院各部設部長1人，副部長2至4人；各委設主任1人，副主任2至4人?！?008年轟轟烈烈的“大部制改革”之后，國家發(fā)改委與人社部居然同時出現(xiàn)了“一正九副”的“超級大部”，遠遠超出了法律規(guī)定副主任、副部長最多只能4人的要求。中央部委如此，地方政府的“兩亂兩超”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　　所以，我們不但要有一部編制法，我們還需要能夠保障法律實現(xiàn)的制度環(huán)境。否則，就算編制法能夠出臺，也很可能淪為懸置于空中的“紙上的法”。也對于違法者，也應讓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。觀察各地政府的“兩亂兩亂”，但有輿論曝光，也無一人被追責。自覺的，還會免去超額的副職；不自覺的，干脆以撒嬌應對，比如有位地方政府官員就回應媒體稱：我們這兒副職不算多，周邊縣市都這樣。

　　當?shù)胤焦賳T評價一個行為是否合法的標準，不是法律而是“他們也這樣”，這些年的法治建設也真該考慮考慮如何制約公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