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官僚化”在中國社會，是一個頗為負面的詞匯。在晚近以來的歷史敘述中，官僚都是批判的對象。在今天，學校、醫(yī)院、科研機構等事業(yè)單位，卻依舊存在著官僚化的問題。究其根本，在于上述機構都存在一個“行政級別”。機構的負責人本來都不是官，但因為具備了行政級別，機構就有了衙門的味道，領導就有了官員的模樣。然而，在這樣一個社會思潮急劇變動的年代，上述單位的官僚化實在令人難以忍受，“去行政化”的呼聲也變得越來越強烈。

　　5月8日，教育部公布的《教育部關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(zhuǎn)變的若干意見》(下稱《意見》)中，針對高校、職校到中小學等各級學校的管理、評鑒、擴大學校自主權，以及約制行政部門權力、鼓勵社會參與教育監(jiān)督和質(zhì)量評價等改革方向，做出了多達22項的工作部署和具體要求?！兑庖姟费笱鬄?shù)千字，但關鍵性的字眼在于“管辦評分離”。的確，行政化的根源在于行政主體越俎代庖，變成了辦學主體和評價主體。

　　改革能否成功，取決于動力是否足夠、持續(xù)。社會的呼聲是最普遍的改革動力，但輿論并不能直接接入改革過程，外圍的吶喊可能聲勢浩大，但考慮到缺乏細化、具體的能力，也難以持之以恒，所以，輿論壓力導致的動力只能作為背景性的東西存在。至于學校，也需要分層來看，普通教師可能會傾向于支持去行政化，以免受行政官僚之氣———結果究竟如何自不敢妄下定論。但從校領導的角度看，一是自身的仕途升遷可能會受到影響，二是自己在對外爭取資源時，行政級別的消失可能會給學校帶來不便。兩個因素讓校領導在對待去行政化的政策時，顯得較為曖昧。

　　改革真正的權力來源，在于教育主管部門。所以，教育部門能否放權，能夠主動設計好權利、責任、義務的邊界，這是改革最大的變量。以業(yè)已開始的高校去行政化為例，改革強調(diào)每個高校都要制定出自己的章程，同時，教育部也發(fā)布了《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(guī)程》，規(guī)定學術委員會擔任學校及職能部門黨政領導的人數(shù)不得超過委員會總?cè)藬?shù)的1/4，不擔任學校黨政領導和院系負責人的專任教授不少于總數(shù)1/2。此次《意見》也提出“黨委書記和校長一般不擔任科研項目的負責人”。這些細化的規(guī)定，總體上在于給教師隔出一塊相對自由的空間。從技術的角度來看，對于緩解目前的行政化積弊應該會有積極的影響。

　　然而，從大的權力框架來看，目前公立高校和中小學校的校長主要由有關部門來任命。換言之，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和中小學的教師委員會，在權限上還是有較大的限制。如果從管辦評分離的角度來看，管辦分離僅僅是做了一些技術層面的切割，并沒有做到真正的分離。

　　在過去幾年，備受矚目的南方科技大學改革一案，最終在招聘副校長時，依舊保留了“正局級”的字樣，而各地掀起的中小學去行政化試點，也多半不了了之或者名實難副。學校去行政化之路正在變成一場繞圈游戲。從開明官員，到利益漩渦中的教師，再到社會輿論，對于行政化的弊端討論過無數(shù)次，所啟動的改革卻基本是雷聲大雨點小。

　　學校的改革，根本上是重構政府、學校、社會三者關系的一次變革。政府按照法律監(jiān)管，學校按照制度辦學，社會力量積極支持和監(jiān)督，這是一種理想形態(tài)。為了達到這種理想形態(tài)，我們需要尋找改革真正持久的動力，只有找到了來自三方結合下的持久動力，目前這種情況才能真正消失，改革的坦途才能最后出現(xiàn)。